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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毓江《墨子校注》墨守考——论《墨子·备城门》诸篇著者及时代

作者: 来源: 日期:2016/9/20 浏览量:
 


(作者简介:秦彦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山东大学文学硕士,四川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墨子学会副会长。1985年考入山大攻读硕士期间即开始从事墨学研究,后来的硕士、博士论文均为墨学研究。同時研究方向长期延申至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及中西早期文化比较。)
    《墨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周墨翟著”,但当代多数学者认为其书内容丰富复杂,涉及事件许多并非墨子之时,亦不可能为墨子一人所撰,尤其是《墨经》与《备城门》诸篇更非墨子时代之作。清代随着墨学渐兴,苏时学、孙诒让诸学者始有论述:苏氏首创《备城门》作者为秦人说,孙氏则推为“禽滑厘所受守城之法”,但并无深考。自上世纪40年代朱希祖提出“《备城门》以下二十余篇”“皆汉人伪托”之后,有关问题引起了学术界争论,直到当代仍有学者认为《备城门》诸篇非先秦著作(或部分为汉人作品)。然而,自从发现相关出土文献之后,陈直、李学勤诸先生皆据此推定其为墨家后学善守御者之作,然仍有一些问题有待考辨。
    在批驳朱希祖的观点时,吴毓江曾有很好的意见,然其称《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四篇为伪书,则其言较为武断,不能不加以辨析。
    在吴氏《墨子校注》附录(二)《墨子各篇真伪考》中,作者所列依据有六条:
    一、第十五卷《迎敌祠》篇以五行说为骨干,与墨家不信日者方位及五行毋常胜之说不合。
    二、第十五卷中多言严刑峻罚,非主张兼爱之墨家所宜有。 
    三、第十四卷中多论守械之名物数度,第十五卷则否。 
    四、第十五卷中有汉代官制律文,第十四卷则无之。 
    五、金钱之重要性见于第十五卷中,《旗帜》篇“金钱有积”,《号令》篇“金钱”凡三见,又
曰“直一钱以上”,《杂守》“布帛金钱”。第十四卷则无之。 
    六、一人一时所作文字,其所用普通字当无差别,今检两卷, 竟有显示相异者。如“其”字在第十四卷多误作“亦”,今校作“亓”,第十五卷“其”字竟无一误作“亦”者。一篇如此,可云偶然,全卷如此,是知其来源之异矣。今唯余自《备城门》篇移入《号令》篇之错简“其”字误作“亦”,此疑原亦作“其”,因其文错入《备城门》篇之时代颇早,传录者见《备城门》篇“其”字皆作“亓”,古本当如此。遂将错简之“其”字亦钞作“亓”,后因同误为“亦”矣。
    第一条理由看似十分充足,实则难以服人。墨子不信日者在《明鬼》篇中的确曾有记载,但吴氏忽视了两个重要的相关问题:其一,墨子在鬼神天志方面的观点是有明显矛盾的:墨子一方面“明鬼”,但又谓“即使鬼神诚无”,祭鬼神之仪式可以“合欢乡里”,所以也是有意义的。因而墨子并非笃定的非方术神鬼者。其它在“天志”诸问题上,墨子的思想也有明显的逻辑矛盾,此于后学亦有影响;其二,《备城门》诸篇非墨子自著,而系后学所为。墨家后学对于其师的思想则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向,有的甚至明显对立。在有关日者、鬼神诸问题上,其后学恰有相信者,此有文献为据:在今存《缠子》、《随巢子》等后学著作中,言鬼神灵异之文字随处可见,有的甚至成为主要内容。孙诒让《墨子间诂》附录《隋巢子》佚文:“执无鬼者曰:越兰问隋巢子曰:‘鬼神之智何如圣人?’曰:‘圣也’(孙注“疑当作‘贤于圣人也’。”)越兰曰:‘治乱由人,何谓鬼神邪?’隋巢子曰:‘圣人生于天下,未有所资。鬼神为四时八节,以纪育人,乘云雨润泽,以繁长之,皆鬼神所能也,岂不谓贤于圣人。’”(《隋巢子佚文》)又缠子曰:“墨家佑鬼神。秦穆有明德,上帝赐之九十年。”又《田俅子佚文》:“黄帝时,有草生于帝庭阶,若佞臣入朝,则草指之,名曰屈轶。”由此可知,墨家守御一派信日者五行之说并非怪事。何况兵家本有“阴阳”一派,《迎敌祠》有兵阳阳之说。故墨家城守钜子集团信阴阳五行之说亦合逻辑。加之此派墨者多为秦之墨,而秦国日者阴阳之说盛行(今考古发现之简文即多秦之《日书》类),秦墨受其影响更是顺理成章之事,本不足怪也。
    第二条理由纯属书生之见,“兵者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一城之破千百万生灵涂炭,为保御敌成功,非有严令不可。况墨家亦并非专言严刑峻罚,而是赏罚并用,故不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此外,秦之墨者受命于秦之君,其法令固不可有违秦之军令,此亦自然之事耳。
    其三,吴氏言“十四卷中多论守械之名物度数,第十五卷则否”,此亦不成其为理由:前者以攻守城十二器械为中心详论城防战事,后者言军令后勒诸杂事,其所及之内容本各有所侧重,何以要前后内容完全一致方为“真书”,否则为伪书?况《墨子》此二卷文字错杂脱误甚多,不可轻言孰是孰,更不可轻断真伪也,此论墨者尤须小心谨慎处。
    四条理由同第三条,此不再论。
    第五条所谓金钱之语亦因内容之需要,此与上述理由大同,亦不繁详辨。末条理由似乎有理,然细考之亦难成立。首先,从竹简、帛书至刻印抄写本,全书抄录者并非一人,不同的抄写者因理解有异,“其”字抄写随之而异,从而形成不同版本的情况并不奇怪,非即原书“来源之异”(参见本文“《墨子》古字考”部分)。又吴氏称:“余自《备城门》篇移入《号令》篇之错简‘其’字误作‘亓’,此疑原亦作‘其’,因其错入《备城门》篇之时代颇早,传录者见《备城门》篇‘其’字皆作‘亓’(原注‘古本当如此’),遂将错简之‘其’亦抄作‘丌’,后因同误为‘亓’矣。”然此亦仅“疑”而已,作为证据尚不能服人。据墨学专家栾调甫先生考证,“《备城门》篇其中文字异同,多与道藏本合……惟其古字古言,多为书贾所改,如‘丌’本古‘其’字,书贾不识此字,皆改为‘亦’字,可笑之甚。道藏本、嘉靖癸丑本,‘丌’字已作‘亦’。”故其文字之演变舛误难见真相。除非有地下出土文物出现,或有版本校刊上的真凭实据,否则此“疑”终难论定。轻下断语亦墨子研究者所当忌矣。
    此外,吴毓江的推论还有另一条理由,即以原书是否有称“子墨子”为判断真伪之标准:“综观《墨子》各篇,有‘子墨子’之称者未必真,而无‘子墨子’之称者则必伪。持此以概全书,自谓可无大过。今本真书中无‘子墨子’之称者,仅《非攻上》、《备水》、《备突》三篇。《备水》篇仅百余字,《备突》篇仅数十字,其为残脱显而易见。《非攻上》篇之有脱文,曹耀湘早于数十年前论及,并校移《非攻中》篇‘子墨子言曰云云’数十字于上篇。故三篇虽今本无‘子墨子’之称,亦可推知其原本之有也。又此所谓伪者。”
    然此说亦为武断之辞。吴氏既以此独断论作判断标准,又以所谓错简脱误辨“今本无‘子墨子’之称,亦可推知其原本之有也”,并以此判《迎敌祠》四篇为“伪者”,欲以此轻率之说服人亦难矣。
    除上述二家之说外,尚有“商鞅”之流为著者说,此说之代表即为清代学者苏时学。他的《墨子刊误》是对《墨子》城守诸篇最早进行较为深入研究的著作,其书对《备城门》诸篇作了认真的校对工作,并纠正了原文的不少错字。但苏氏关于此诸篇与商鞅辈所为的观点也是很难站住脚的。商鞅于卫不见用,于秦则大受秦王尊崇,并因两次实行变法强秦而受重赏,其末则因开罪秦王而被车裂,故其既无必要亦无可能撰作《墨子》的《备城门》诸篇。
    关于《备城门》诸篇的作者与时代,笔者的观点是:城守的作者为墨子弟子及再传弟子,尤其是秦国的墨者,而其时代则应为战国中后期。这一结论不仅有史料依据,同时更为出土文献所证实。在当代学者的考证中尤以陈直、李学勤先生的论证最为充分有力。
    李学勤先生曾考证秦国何以墨学大盛,“这与墨家擅长城防技术有关”。秦在战国后期十分注意对北方少数民族的防御。其引“《史记·匈奴列传》云:‘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关于秦的边防,秦简《秦律杂钞》等有很多反映。《墨子》城守各篇,当即在此需要下,其烽表守防等技术传于汉世,因而与西域汉简有很多相同之处。
    李学勤先生还据城守与秦简称“王”称“公”之例推测城守诸篇“非一时之作”,“如《迎敌祠》篇称‘公素服誓于太庙’,应作于秦称王以前;《号令》篇提到‘王’,当成于秦称王之后。又按秦称王在惠文君十三年(公元前325年),次年为更元元年。秦国墨学的兴盛,正是在惠文王的时期。墨子之后,墨者巨子有孟胜,为楚阳城君守国,阳城君因参与攻吴起获罪,孟胜殉难,传巨子于宋之田襄子。此后,秦惠文王时有墨者巨子腹居秦……可见墨学的中心已转入秦国。……城守各篇或称‘公’,或称‘王’,很可能是惠文王及其以后秦国墨者的著作。”又推定“篇中屡称禽滑厘,墨学这一支派大约是禽子的徒裔”。这一推断是有充分依据的。
    此外,墨者在秦国的活跃亦与秦行客卿制有极大关系。东方各国由于历史渊源关系,在很长历史时期内实行的都是具有浓厚宗法色彩的世卿制,到战国时期齐、楚、魏等国虽然也逐步实行军功爵制,但并不彻底。被视为“夷狄”的秦国由于宗法制色彩不如东方各国浓厚,所以君位继承长期不分嫡庶,国君之位不定传位于嫡长子,而是“择勇猛者立之”。而在举荐人才方面则更容易实行重用外人的客卿制,这种用人制度对平民学派的墨家自有特殊的吸引力。墨家主张尚贤必须“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有能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无能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墨子·尚贤中》)相对于中原各国,这一主张只有在秦国才得到了较为彻底的实现。尤其是商鞅变法之后,按军功重新确定尊卑爵秩等级,极大刺激了国人的耕战积极性,也对墨者产生了极大吸引力。从现存《墨子》城守诸篇看,其所记载的职官与奖罚方法与商鞅变法令有惊人的一致性,也为当代出土的秦筒进一步证实。如《商君书·境内》提出按军功提升爵位的措施:“故爵公士也,就为上造也。故爵上造,就为簪袅;故爵簪袅,就为不更……故爵公大夫,就为公乘。”此与《墨子·号令》所言正同:“其疾斗却敌……封城将三十里为关内侯,辅将如令赐上卿,丞及吏比于丞者赐爵公大夫、官吏、豪杰与计坚守者……皆赐公乘。”《睡虎地秦简》也有近似记载:“公士以下居赎刑罪,死罪者,居于城旦舂……鬼薪白粲……游士衣,亡符,居具资一甲:卒岁,责之。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上述简文中提到的“鬼薪”“城旦”也见于城守各篇中。此外《军爵律》又提到有了军功还可以免除亲人的奴隶身份:“欲归爵二级以免亲父母为隶臣妾者一人;及奴臣妾斩首为公士,谒归公士而免故妻隶妾一人者,许之,免以为庶人;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皆令为工。其不欲者,以为隐官工匠。”这与《墨子·号令》的记载完全相同:“其不欲为吏,而欲以受赐禄,若赎出亲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许之。”
    一方面是过去根本没有机会受赏的平民现在有了赐爵晋升的机会,另一方面则是过去仅凭宗室荫护的贵族无功受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商鞅变法令)。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而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墨子·尚贤上》)的局面。这样崭新的局面对大儒荀卿尚且有极大吸引力(见《荀子·强国》),朝气蓬勃的秦国对平民集团的墨家更有特殊的吸引力了。而在城守实践的基础上撰作《备城门》诸篇,自然也成顺理成章之事。再看《备城门》诸篇作者。十一篇中多以墨子与禽滑厘对话开始论说诸攻守器及守法,则此为禽子一派墨者所为必无疑义。然其作者应有再传之墨者。《吕氏春秋·上德篇》曾载墨家钜子孟胜事:“孟胜为墨者钜子,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荆王薨,阳城君以与攻吴起得罪,收国。孟胜属钜子于宋之田襄子而死之。弟子徐弱之徒死者百八十三人。”又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曾考秦之墨家钜子腹、田俅(鸠)等人行事:“按秦惠王时,秦有墨者腹(见《吕览·去私》),唐姑果(《淮南·修务》作“唐果梁”),又有东方墨者谢子,亦至秦。(见《吕览·去囿》,又见《淮南·修务》,高注:‘谢姓,关东人也。’《说苑·难言篇》,作“祁射子”。梁玉绳云:‘古谢,射通。祁乃地名,属太原,正是关东也。’)其时墨徒乃颇盛于秦矣。余考秦惠王称王改元之四岁,正值许行游胜之年。孟子称其徒数十人,或者有田鸠预其间。此后又十年,而秦惠王薨。鸠之游秦,或当惠王晚年。今姑定许行自楚至胜之岁,田鸠年四十上下,差可得其世序。而腹较前辈。《吕览·去私》云:‘墨者有钜子腹,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腹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王虽为之赐,腹不可不行墨子之法。逐杀其子。’今考孟胜死,传钜子于田襄子,下距秦惠称王五十余年。若腹当秦惠称王时年六十,而田襄子之卒寿在六十以上,则或者襄子钜子之位传于腹,世次正相及。至谢子游秦,则亦在惠王晚世。吕览去宥云:‘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惠王问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亲谢子贤于已也,而毁之。王因藏怒以待,谢子不说,遂辞而行。吕氏曰:‘人之老也,形益衰,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与智皆衰耶。’此谢子入秦在惠王晚世之证也。秦之墨者唐姑果,其殆腹之学徒乎?今姑定惠王末年两人皆四十上下,则秦惠王时墨者,言其年序世次,腹最前,田鸠次之,唐姑果又次之。”
    推其故事,则禽子时已录其师守城大要(观《备城门》篇可知),而孟胜——田襄子——腹继其事而成书,其中尤以行墨家大义者腹及其徒属可能性最大,则《备城门》诸篇成书年代大要为公元前385年—320年之间。《备城门》各篇思想与城守器具设施有异亦即禽子、孟胜、腹不同钜子集团之差异。(即腹之学术成熟期至其卒年)当然亦有后之墨者整理修订润色,甚至不排除汉代之墨家余绪的努力(据《盐铁论》记载汉初尚有墨者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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