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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四风”的文化观照——墨子“节用”主张的当代意义

作者: 来源: 日期:2016/11/23 浏览量:
 

文章来源:《墨学研究》作者:宋怡达

(作者简介:宋怡达,文学硕士,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中国新兴集团总公司高级工程师,“解放军中洲智库”研究员。)

节约在东西方的历史演进中都是作为人类共同的美德来宣扬。基督教的《圣经》称人是自然的管家,要求人类取予有度,不得浪费资源。伊斯兰教《古兰经》反对浪费。佛教《沙弥十戒威仪要录》和《四分律》都提倡节俭。道教《道德经》倡导“去奢”。虽然《韩非子·十过》中也有类似“成由节俭败由奢”的典故,《荀子·正名》也有“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的论调,但是,中国最早明确提出节约概念的应该还是墨子。他的《节用》、《节葬》两篇思想论著,一个管生前,一个管身后,把其倡导节俭,兼爱天下的大公思想阐释的淋漓尽致,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

“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墨子·节用上》)。二千多年前的墨子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多维角度通盘思考了资源配置与社会反哺的问题,这种高瞻远瞩、统筹兼顾的思想在诸子百家中已然是一骑绝尘。先秦时期,物质创造匮乏,“节用”思想对社会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有着进步的意义。但是,到了物质极大丰富的现代,“节用”思想是不是就没有践行的意义了,是不是就应该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眼下中国,民生保障、科技进步、基础建设、国防安全,没有哪一样不需要劳费巨资。但是在社会人口基数极为庞大、技术相对美、日、欧仍还落后的局面下,再亮眼的经济成就也承受不起平均摊销的人口分母,再充裕的物质生产也难以跟上无有止境的创新脚步,更遑论靡费掣肘之后的力所不逮呢?进一步而言,幸福指数、执政作风、人心向背、平衡稳定,也没有哪一样不是因此得到间接的反映与波动。所以,执政者把不必要的费用使用到必要之处,自然就会利国利民了。这对于当今社会的发展依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于是,当下重提墨子的“节用”主张,以之作为反对“四风”的文化观照,就显得那样迫切和与时俱进了。

《墨子》系统地提出“节用”和“节葬”思想理论,虽然述作现已遗失过半,但是从残断的章节中,我们还是可以窥见先贤对政治清明、民众安乐、社会和谐的深谋远虑。他既有对执政者执政理念的寄托,也有对个人欲念的规约和素朴心性的呼唤,早已初具宗教修为的色彩。这种类宗教的信念和理想首先来自于对个体自性的节制,然而,这样极苦的身心修为从历史的经验看,并不能得到中土大众的普遍接纳。反观异邦,日本可以崇尚耻感文化之道,西方可以通行罪感文化之恕,二者的道德价值体系都是通过推崇对人的身心的磨炼和修行,挣脱物欲的绑缚和奴役,获得精神对物质的解放,而得到民众的认同与崇敬,继而从施政层面使得在很多人看来属于“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和信仰得以付诸实践。可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独有的墨家文化源流,无法得到本民族的认可,却可成为东瀛文化的先验呢?或许是因为国家意志中缺少文化氛围的营建和教育的培养,无法形成对“挑战自我”这一价值的坚守,因此也就不能规约人的欲念,不能使众生超越作为一般生物的基本功能,进入一种精神层面形而上的境界;也或许因为儒、老思想对政治的附庸,士阶层既不想通过苦行修为丰富心灵的体验,却最大限度地享有着“述而不作”的自由;又可以在精神彼岸的渡口之外徘徊,保留脱世外物,全身而退的无为自在。这些传统的文化范式对于物化风气的流传、发扬多少都产生了相当的默许和一定的鼓励。故而,在当今,人们追求对物质的充分占有与极大体验自然就有史可鉴,有据可依,对“四风”现象的历久弥新也就见怪不怪了。

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连续出台了多部改变党的执政作风的规定和文件,从“八项规定”到“六项禁令”,从《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到《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从《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到《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小到衣食住行的生活细节,大到简风廉政的公务安排,高层煞费苦心,把公职人员的生前身后都套上了“紧箍咒”。一面是立规矩,一面是清队伍。据中央纪委监察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八项规定”开始实施后的十个月里,各省区市共查处了14839件违反规定精神的问题,16699人被处理,其中地厅级25人,县处级594人,乡科级16080人,受党纪处分共3721人。截至2014年3月底,全国共查处违反规定精神的问题33000多起,被查处的42000党员干部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0000多人,给予组织处理或批评教育的32000多人……刚性文件不可谓不多,惩戒力度不可谓不重,可为什么社会上仍然不乏“楼堂馆所变相建”、“农家乐里洗桑拿”、“矿泉水瓶装茅台”、“红塔山盒藏熊猫”的闹剧?这些“低调的奢华”把“食堂古建变会馆”、使“四菜一汤花样多”,“四风”现象不断在挑战人们的神经,不断在触碰党纪和道德的底线,不断在引发舆论的哗然。有人说,这是权钱交易、利益输送等职务腐败和权力渎职在作祟;有人说,这是缺乏公开透明的阳光行政导致监督的长效机制没有发挥作用;也有人说,这是法律体系建设不健全,法律执行手段不彻底。

其实,通观中国文化的历史脉络,可以看到,作为几千年中国社会主体文化的儒家主流文化,缺少对人性心理阴暗面的正视、发掘、探讨和规约,因此也就缺少了对人的欲念的强力抑制。很多儒家信条换个角度思考,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助长了不良风气的扩散与传播,尤其是在对形式、官僚、享乐、奢靡等非节制的风俗方面体现出的纵容的宽忍。比如,其建立在小农血亲基础上的“爱有差等”,逐渐被放大为把私欲凌驾于公序之上的集体无意识,实为“因私费公”;“何必曰利”的迂阔陈腐消极回避了“皆为利来、皆为利往”的社会现实规则,但是“儒不言利而趋利”相比于“墨不言善而趋善,墨言相利求共赢”的特质确实显的虚伪有余;“不语怪力乱神”,把对创新、实干、求真、敬畏的人类应有的品质压抑殆尽;“怨而不怒、三从四德、张公百忍”的愚忠麻木则把对恶的宽忍、“和稀泥”描绘成普罗大众的美德,却不知在某种程度上更大地纵容了恶,使自己的理论也成为众恶的帮凶;“君臣父子、宗亲等级”讲求的虚礼成为不断培育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土壤,以致后来发展到“知夫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除悍也,故必撞大钟、击鸣鼓、吹笙竽、弹琴瑟以塞其耳,必将錭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耳,必将刍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荀子·富国》)……凡此种种,都成为封建剥削阶级等即得利益者放纵自身的理论支撑。上行下效,这样缺少逻辑、缺乏思辨的文化源流如果不滋生出形式、官僚、享乐、奢靡的风气,还能带来什么样的民俗?秩序、礼仪在这种文化惯性的骄纵下,都异化成了排场、关系、炫富、面子……可见,由不节用到享乐到奢靡到形式再到官僚,也就顺理成章。难怪“墨子认为过度的礼仪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奢侈,尤其是儒家主张的葬祭之礼,剥夺活人的生活资料来供奉死人,这难道不是一种奢侈吗?”[钱穆,《中国思想史》第22页,九州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所以,反对“四风”所对应的思想要素,即“实、真、朴、俭”,在中国主体文化中更多成为述而不作的空泛概念和阳奉阴违的边缘美德,最后慢慢积淀出富有“私我少节制,伪善无真实”的社会心理结构和民族性格特征。

另一方面,也有人从促进经济繁荣的角度为“四风”张目。他们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阐明,需求刺激生产,消费带来流通,生产与消费互为因果、互相影响,在财富不断积累、集中、增加的情况下,没有阔绰奢侈地消费怎么会拉动经济的增长?荀子很早就说过,“尚俭而弥贫,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夫有余之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 (《荀子·富国》)。何况,最近的统计也指出,中央的禁令至少对国内六大行业产生明显影响,其中餐饮业的增速由2012年的8.8%下降至2013年的3.8%,降幅最大,其次是住宿业(酒店)、饮料制造业(酒水)、烟草制品业、印刷业及娱乐业。国外一份报告也称,中央禁令使得国内消费急剧下降,2013年银行存款额同比飙升近30%,反“四风”将导致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再减少0.6至1.5个百分点,预计因此带来的损失可能高达8000亿人民币。古今相映,要么认为天下靡足,不必杞人忧天,要么认为经济发展靠高消费来引领。此类经济学观点被跨用到人文领域,都成为不再需要“节用”的借口。客观来讲,反“四风”活动虽然确实对经济有一定影响,但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依靠奢靡浪费带来的经济增长,短期内拉动了市场的供给,但长期来看,不仅扭曲了供需关系、价格关系,更让经济走向不健康和不可持续。”[程姝雯,《国家统计局财务司长分析中国官员“时间去哪儿了”——“八项规定”砍掉官员近半饭局》,《南方都市报》,2014年4月10日第AA19版。]

如此看来,仍然有公职人员不断以身试法,甚至还贯以经济上的堂皇理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现象屡禁不止也就“可以理解,心安理得”了。与其说这是因为监督力度不够,惩罚手段不足,不如说更多是来自于实用理性文化的惯性使然。人们在这种乐感文化的娇纵下,沉湎于物质享用不能自拔,缺少精神寄托和理想信念的支撑。就目前情形,反“四风”进程虽然轰轰烈烈,深得民心,原因在于人民群众对虚伪靡费的深恶痛绝,对“正和实廉”的翘首以盼。但是,笔者也敢断言,如果不能改变国人的文化观念和消费习惯,任何历史的丑陋都可能死灰复燃,任何文化的腐朽都可能借尸还魂!

毋庸置疑,治标还要治本。通过监督治违规,不若通过文化治人心。“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诫子书》),相对惩戒而言,教化更加事半功倍。因此,惩教结合,惩戒的同时绝不能遗失教化的功效。同样借用现代经济风险管理学的定式,惩戒虽可立威,却只是事后风险控制;教化可以净化人心,才是事前风险控制,通过文化培养把风险控制关口前移,通过群众监督严把过程控制,再以法纪惩戒收尾,不使“改作风”的征程出现风险敞口,才能真正、长期、持久地为反对“四风”带来全面保障。当然,教化的根本在于建立一种“以文化人”的思想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导入一套能够有益于约束个人心灵的先进的文化才是从源头上消灭“四风”积弊的根本之法。对此,墨子的“节用”思想当仁不让,且当打头阵。

从现代文化视角来看,“文化构成的质的规定性规范着思维方式的内质属性以及思维认知、审美意向的指归”[吴士余,《中国文化与小说思维》第3页,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10月第1版]。文化规定着人这个思维主体的本质,其中一个属性就是对客体对象的认知力和创造力。因此,重构民族的文化心理范式,规范认知客体的价值取向和追求这一价值目标的主体意识,以俭为荣、以奢为耻,以真为美,以伪为丑,把“节用”思想变为普罗大众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最终上升为一种集体审美的顺化建构,对于平衡、减少“四风”现象将有着无可估量的规约和引导作用。

然而,总会有人心有不甘、左顾右盼,并以投鼠忌器来悚骇视听。之所以这样煞费苦心,究其原因还在“墨者俭而难尊”(《史记·太史公自序》),墨子“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其行难为也”(《庄子·天下》)。其实,“节用”非但不会影响社会正常发展,而且可以为社会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带来诸多裨益。

从现代经济视角来看,“节用”并不必然导致生产萎靡,它更多是为了再分配所做的基础工作,是为了节约资源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必然要求。同时,在宏观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共同作用下,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仍然可以毫无阻滞的循环周转。如果能普及并固化“节用”文化,就可以使社会集中的剩余财富,自觉投入到养民、富民、再生产、再进步的良性循环中,极大地优化经济的发展结构,提高社会的发展效率,真正藏富于民。如此,诚如荀子所说,“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荀子·王制篇》)。建立真正的王者之道将使“四风”现象没有“纵横”的空间。

从现代政治视角来看,政体、国体的确立都需要辅有固定的道德理论体系建构,如再能结合民族本体文化的传承,将会产生如“政教合一”般的最大功效。中国共产党从政纲确定之初、政权建立开始就注定了是一个“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的先进政党,也就注定了她与历史上一切有助于“四风”滋长的文化无法相容,她也只能和必定选择一个民族自生的、先进的传统文化道德体系作为文化母体。反对“四风”的政令就是这种潜意识的自然表露,也使得建党理想的初衷有迹可溯。但是,这种潜意识真真需要匹配以契合的文化载体,才能如插上羽翼的飞隼,搏击历史长空,为民拥戴。相反,执政作风若不能得到民众的认可,执政地位就将面临缺乏民意基础的危险,对于执政地位的稳定将有极大的破坏作用。一个不走群众路线,缺乏民本意识的官僚集团只会遭到人民的抛弃,“辍民之事,靡民之财,国家必贫,人民必寡,行政必乱”(《墨子·节葬下》)。由此观之,去除不必要的行政开销,放开与民争利的行政羁绊,建设清明政治的主体思想的源头就在“节用”。提倡并践行“节用”理念将会塑造一个有生命力的政党,也会建立一个有持久力的政府。因此,反对“四风”正当其时。

从现代军事视角来看,没有强大的国防保障就没有普罗大众的安居乐业。今后,国防事业需要不断提高军队信息化条件下的威慑和实战能力,需要不断加强国防科研、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发展,需要不断完善国防动员、后备力量的建设。今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统筹推进各方向各领域军事斗争准备”,这就不仅仅是要求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强大,也是要求各行业、各阶层都能有忘战必危的忧患意识,有休戚与共的大同观念,已经明显带有“总体战”的意味了。但是,“打仗就是打后勤”,“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孙子兵法·作战篇》)不要说总体战,即便是局部战争也需要有来自于“总体战”的动员能力和准备能力,也需要得到源源不断的后勤保障才能有所作为。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支出和城镇生活硬件设施投入越来越大的现状下,不节用,显然无法完成“积极御敌于外”这样艰巨的民族复兴伟业。“俭节则昌,淫逸则亡”(《墨子·辞过》),当“节用”文化使“四风”靡费的“好钢”都能用到国防的“刀刃”上的时候,笔者有理由相信“四夷友邦”莫不敢再犯,中国近代史上的血泪屈辱也再不会重演。 

在更为广阔恢宏的宇宙观和历史观的视角下,当代倡导“节用”的价值理念,已不再单单是社会生产力不足的权宜之计,也并非仅仅是消弥社会不平衡的和谐手段,它更主要来自于对轻物质、重性灵的信念归宿的建树。试想,一个缺乏探寻人的自性与价值动力的文化环境,人们对于生活的价值仅仅停留在为活着而活着,缺少对社会大同、天下为公的认同,缺少对人性的普遍关怀和终极价值的体验,那这个社会终将物欲横流、利己至上,也就不可能从源头上抵制“四风”陋习的影响和蔓延。因此,如能以“节用”思想的培育和实践作为反对“四风”理论体系建设中的必要一环,发挥“节用”思想的矫正作用,远可以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近可以平衡市场经济结构,上可以匡正党风政风、反腐倡廉,下可以观照世道人心、正本清源,小可以强化国家动员的军事战争准备,大可以为民族在国际舞台的竞争中获得先机,乃至于最后在更深的层面实现“节用”的终极价值——思考人的存在与精神救赎的形而上问题。再由此,以平等、唯物、思辨、科学并对自然怀有敬畏的墨家文化来支撑社会的伦理道德和公共秩序,将能全面构成认知观念、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的起点与归宿。这或许也将是“节用”思想可以为当下反对“四风”的实践活动带来的最具深远的现实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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