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 > 研究成果
 

墨家兼爱思想及其可行性的逻辑分析

作者: 来源: 日期:2016/11/23 浏览量:
 

文章来源:《墨学研究》作者:杨武金

(作者简介:杨武金,1964年7月生,贵州天柱人。逻辑学硕士、博士、博士后。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墨子学会副会长、中国逻辑学会理事、中国逻辑学会中国逻辑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北京市逻辑学会副会长。著有《墨经逻辑研究》等著作。)

一、墨家“兼爱”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墨家的爱是关爱的意思,即关心、爱护。兼爱,就是要平等地相互关爱,尤其强调要像对待自己那样来对待别人,要像对待自己的那样来对待他人的。《墨子·兼爱中》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要像对待自己国家那样来对待别的国家,要像对待自己的家庭那样来对待别人的家庭,要像对待自己那样来对待别人、他人。

从古至今,对墨家“兼爱”思想的非议从来没有停止,但这些非议基本上都误解或者曲解了墨家的思想。孟子曾经批评墨子兼爱是“无父”,是“禽兽”(《孟子·滕文公下》)。这其实是儒家为了能够宣传自己的思想,不得不采取卑劣的手段,将墨家妖魔化,从而尽快把当时已经得到广泛传播的墨家显学打压下去而做出来的污蔑和诽谤。事实上,墨家思想并没有“无父”的观点,相反,墨家特别强调对父母双亲的关爱。《墨子·经上》说:“孝,利亲也。”《墨子·经说上》说:“孝:以亲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得。”对父母双亲的孝敬,就是要做对他们有好处的事情,墨家将对父母双亲的孝敬看作是儿女的职责,所以凭借自己的能力来做对自己父母双亲有好处的事情,不一定需要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因为这是一种义务。又有观点认为,“墨家这一兼爱思想不能推广,因为如果将别人的妻子也当作自己的妻子一样看待,岂不荒唐?”我们曾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驳,其根本错误就是将墨家所说的“爱”,片面理解成了“性爱”,歪曲了墨家关于“爱”这个概念的真实内涵。

“兼爱”的“兼”具有整体、全部的意思。墨家的“兼爱”和“尽爱”、“俱爱”、“周爱”等都是相通的。“兼爱”强调要把“爱”推广到人的外延的全部。《墨子·小取》中说:“‘爱人’,待周爱人而后‘爱人’;‘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失周爱,因谓‘不爱人’矣。”说“爱人”,必须周遍地爱所有人才可以说是“爱人”;说“不爱人”,不依赖于周遍地不爱所有的人:没有做到周遍地爱所有的人,因此就可以说是“不爱人”了。因此,墨家的“兼爱”同时要求爱所有的人,不能有的爱有的不爱,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能算是“兼爱”了。整个来说,墨家的“兼爱”不但要平等地爱人,而且要平等地爱所有的人,即只要是人,就需要平等地、毫无区别地去关爱他。总之,“兼爱”的内涵是爱无差等,互爱互利,爱与利相结合;“兼爱”的外延则需周延所有的人,不受地域和亲疏的影响。

墨家的兼爱和儒家的仁爱是有区别的。儒家的“仁爱”是由己及人,这种爱随着血缘关系的由近变远而由浓转淡,从父母兄弟之爱到国家社会之爱,有亲疏厚薄之分,最终目的是维护奴隶阶级秩序,是一种差等之爱。在儒家看来,血缘、地域关系,决定了个人对他人的关爱,至少在量上是有分别的。墨家的兼爱则强调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平等,而这正好反映了在当时社会动乱时代作为小生产者阶层的墨家学派要求取得人格平等的要求。

墨家的兼爱和西方的博爱,在内涵和外延上也存在不同。西方的博爱,在爱的范围上比墨家的兼爱相比要大。《墨子·小取》说:“盗,人也。爱盗,非爱人也。杀盗,非杀人也。”而且《墨子·尚同中》进一步指出,发动侵略战争,公开掠夺别国的财物,其不仁义之处更有过于盗贼,所以,应该进行更严厉的惩处。总之,墨家将强盗等看成是非人的另类,即兼爱的对象是不能推广到盗贼、败类的。西方的博爱则认为也要爱你的敌人,《马窦福音》上说:“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仇敌也是爱的对象。与墨家兼爱思想比较起来,西方的博爱显得不是太讲逻辑:本来该痛恨的对象,却强调要去爱。

王讃源先生指出,西方的博爱是“以人性的自由平等为前提的。在墨子的理论里,与君权概念相对应的并不是民权,而是臣权概念。”西方的博爱是以人性的自由平等为前提的理论,而墨家的兼爱则是存在于君权和臣权的对立之下。《墨子·小取》说:“君,臣民通约也。”君主将臣子和老百姓统统约束。从整个墨家的尚同思想来说,墨家兼爱在本质上隐藏着不平等。当然,西方的博爱思想也存在着欺骗性和虚伪性。但总体来看,儒家的仁爱、墨家的兼爱和西方的博爱,这三个概念之间在外延上存在着由小到大的区别。三个概念所体现出来的外延关系,可以大致表示如下:

儒家的仁爱未能扩及人爱的全部范围,墨家的兼爱要求周遍所有的人,西方的博爱则将对人之爱扩展到了对非人的爱。

二、从必要到充分:墨家兼爱理想的实现逻辑

墨家提出兼爱思想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天下大治,建设和谐社会。《庄子·天下》说:“天下之治方术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诸子百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救世方略。墨家认为,要实现天下大治,首先需要明确其故。《墨子·经上》说:“故,所得而后成也。”《墨子·经说上》说:“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若见之成见也。”墨家认为,天下大乱的原因是人们之间不相爱、不兼爱。《墨子·兼爱上》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所以,要实现天下大治,必须提倡兼爱。

兼爱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而这个必要条件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即可转化为充分条件,小故就会变成大故。就像需要见物,必须要有一定的视力,没有这一定的视力,就看不见物体。但即使有了一定的视力,而没有足够的光线、没有合适的距离,也看不到物体。不过,如果同时满足了这些条件,则一定就可以看见物体了。《墨子·兼爱中》说:“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熬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矣。”如果国家之间、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甚至人与人之间不分强弱、众寡、富贫、贵贱,都能平等地相亲相爱,则社会就安定,国家就太平。

综上所述,墨家关于为什么要兼爱的论证是纯逻辑的推论:不兼爱必然导致天下大乱,而通过提倡兼爱则可以实现天下大治。墨家学者不但这样认为,而且也努力这样去亲自作为。《庄子·天下》说:“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我们知道,墨家所提倡的兼爱理想,在当时并没有能够得到很好地实现过。而且,从古至今都有人对其可行性进行过质疑,这些质疑不是毫无道理,首先就是因为统治者无法接受“兼爱”思想中打破一切阶级、互爱互利的主张对其阶级利益的冲击,而墨子又将兼爱的实现寄希望于当政者的提倡,这样一来兼爱的实现确实是阻碍重重。《庄子·天下》说:墨子“其生也勤,其死也薄”、“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认为墨家的兼爱思想是难以推行的。

儒家通过仁爱思想来实行仁政,其仁爱思想隐含着“报恩”、“感恩”的心理因素。仁爱思想的内核是“孝”,由于父母对于我们有恩,所以我们就应该报恩,应该孝敬父母。既然每一个人都要来自父母,所以,感恩父母就是必然的、普遍的,既然是普遍的,当然也就是必须要做的。儒家仁爱的实行是一种德行推广,这种推广在政治上就体现为以德治国,在实践中是比较好操作的。西方的博爱强调爱的“博大”和“无私”,爱是上帝赋予我们的从而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爱者和被爱者同为受造物,这种爱具有超越自然和超越自我的特点,也因此真正地成为了一种宗教、一种说教,通过人们的信念、信仰来实现,所以,西方的博爱也是最难以实行的。

墨家的兼爱是通过有往则有来、在经济活动中互利双赢来实现的,其实现主体包括自我在内的每一个个体。《墨子·兼爱中》说:“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墨子这句话实际上是在“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因果假设下得出的。墨子假定,当你爱别人,为别人付出,别人也会爱你,回报你。这一点也历来被质疑者们提到,但是如果我们先把这一假设有没有现实性的问题放在一边,我们就会发现墨子其实是想通过兼爱,最终使人们达到互利。你爱别人,别人也会爱你;你利别人,别人也会利你。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因此这一假设恰好也能够说明,兼爱并非是完全的无私利他,不求回报的,只不过这种回报是一种全社会性的,而非我们日常理解的狭义的回报。所以,从思想本身来说,兼爱思想对于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和谐共处是有重要作用的。而且它也并非像人们认为的那样不食人间烟火,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兼爱”思想相对于当时的社会条件来说,带有梦幻的色彩,就像墨子“投我以桃,报之以礼”的假设,要求人们有比较高的觉悟才可以,它的实现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

《墨子·兼爱下》回应“非兼者之言”的时候就说过:“是故约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难为也,然后为而上说之,未逾于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乡其上也。”就是说,节食、焚舟、穿粗衣服,这本是天下最难做的事,但是因为君主喜欢,民风就会改变。墨子认为只要当政者能够提倡兼爱,兼爱就能够在民众中得到推广。但是在奴隶和封建社会,这是不可能的。统治阶级不允许有人侵犯他们的阶级特权和利益,更不会去“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地去兼爱那些下层百姓。但是在当代中国,封建社会由血缘关系维系的宗法制度已经消失,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每个人的权利平等,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对占大多数的人民民主,对占少数的敌对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为实行“兼爱”思想提供了良好的体制保证。在我国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军人,以及支持和拥护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阶层人士。而“墨子兼爱的范围是指排除‘盗人’之类的坏人之外的所有人,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民’,外延大致相当”。从这里来看,“兼爱”思想要比不分彼此,连敌人也要爱的“博爱”思想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并且,大力提倡“兼爱”思想能够帮助党更好地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具有得到党的青睐的特质。

三、从“擦桌子主义”看墨家兼爱思想的现实价值

近来,人们喜欢用 “擦桌子主义”来说明当前人们的思想道德行为状况。所谓“擦桌子主义”,指的是两个人、两张桌子,共处一个办公室,这两个人是否该给对方擦桌子的问题。从逻辑的可能性看,该问题存在以下几种可能性:

A.不擦自己的,也不擦别人的。

B.只擦自己的,不擦别人的。

C.不擦自己的,只擦别人的。

D.既擦自己的,也擦别人的。

针对上述选项,我们应该作何选择呢?

如果选择A,说明是一个不兼爱也不自爱的人。如果当事人双方都如此,则事情最终将无法正常进行下去。这种人的好处是,不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如果选择B,则属于自爱而不兼爱的人,但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或者基本上能够做到这一点,则事情还是能够顺利进行的;但如果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甚至还在擦自己桌子的同时,将脏东西甩到别人的桌子上,则可能会发生冲突。这种人容易受到道德上的责备。如果选择C,则是一个毫无自私自利的大好人。这种人也许显得虚伪或者别有所图。如果选择D,则属于既自爱也兼爱的人,这种人不会受到谴责,这也是社会中需要提倡和学习的人。

结合我们对“兼爱”和“仁爱”的分析,兼爱与仁爱应该都隶属于选项D,既擦自己的,又擦别人的。兼爱之人虽然应该属于选项D,但其实现往往需要大量选择C项的人即“不擦自己的,只擦别人的”。仁爱之人虽然也属于选项D,但搞不好会变成选项B中“只擦自己的,不擦别人的”这种情况。要真正实现天下大治、社会和谐,仁爱和兼爱需要相结合,即在提倡兼爱的过程中也需要以仁爱为基础,而提倡仁爱的同时需要兼爱来补充。不过,在当今的中国社会里,提倡兼爱显得更为重要,即仁爱易行而兼爱难得。

当今的中国社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参与其中的经济主体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竞争被当作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得到提倡。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愈演愈烈,贫富差距扩大,人民公仆贪污受贿,不法商家不正当竞争和不公平交易等现象不断出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整个社会缺少温情和关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成为一种普遍心态,轰动一时的“小悦悦事件”就是血淋淋的例证。因此,提倡“兼爱”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极大的必要性。进一步来说,在当代,“兼爱”比“仁爱”更需要得到提倡。“仁爱”一直以来都是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它所提倡“亲亲之爱”也由于更容易做到而为人们普遍接受。但是“仁爱”的局限性在今天已经开始显现。它受到血缘关系的影响,随着血缘关系变远,对人的爱也越淡,按照这个推己及人的过程,爱终究是难以遍及所有人。当小悦悦倒在肇事车辆下,18个路人经过却没有一人上前扶起她。试问如果小悦悦是自己的亲人,我相信每个人都会送她去医院。再有,遇到公共问题时,比如1998年长江洪水、2008年汶川地震,这时再按血缘关系推己及人难免会有问题。仅仅依靠“仁爱”已经很难解决现今社会中存在的冷漠,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普遍的平等的爱。所以在当代,提倡兼爱是必要的、必须的。

在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一小部分人已经先富裕起来,同时贫富差距也越来越严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12月16日发表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指出,中国当时的基尼系数为0.45。而北京大学的徐滇庆教授则认为,到2011年9月中国的基尼系数,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突破了0.5。按国际标准,基尼系数为0.3以下为最佳平均状态,0.3-0.4为正常状态,超过0.4则为警戒状态,0.6为危险状态。2006年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表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7]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北京市统计局2012年4月8日发表统计数据称,北京市职工2011年平均年薪56061元,月平均工资4672元。[8]数据公布后,很多职工都觉得奇怪,平均工资怎么这么高?而自己和周围的人却远没有这么高的工资啊。这种现象表明,在北京市,极少数高收入人群领取了过高的工资。财富过于集中,造成极大的贫富分化,如果找不到好的办法来解决,长久下去,势必影响社会和谐和安宁。如何实现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首先就需要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们具有兼爱精神。可是,中国的富人们是十分的不慷慨。2009年,全国87.5万个千万富翁却仅仅捐款509亿元人民币,占当年GDP的0.17%,而美国在2008年富翁捐款额高达3000亿美元,占当年美国GDP的2%左右。美国许多像比尔. 盖茨这样的富人们都表示愿意在有生之年将自己的全部财富捐出,而中国仅有陈光标等极少数的富人做过这样的表示。《墨子·鲁问》说:“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于人者多;欲人之处高爵禄,则以让贤也;多财,则以分贫也。’”鬼神希望人做的事是多方面的:希望人处在高爵地位上的时候,能够让贤;财产多的时候,能够赡济穷人。这对缓和今天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不公平现象将有积极作用,符合人们的渴望公平的愿望,更易为人们所接受。“兼爱”思想是墨子为中国传统文化贡献的巨大财富,时至今日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也具有可行性,如何有效地发扬其在今天中国社会中的应有作用,对于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Copyright © 2009-2017 中国鲁班网 All Rights Reserved. 网站备案号:鲁ICP备14018307号-1
主办单位:中国墨子学会 滕州市鲁班研究会 电话:0632-5266701 地址:山东省滕州市塔寺街78号 E-mail:tzmzyj@163.com 技术支持:滕州信息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