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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的命运与墨学的光辉

作者: 来源: 日期:2016/12/8 浏览量:
 

文章来源:《墨学研究》作者:张良成

墨子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他提出的“兼爱”、“非攻”思想,至今焕发着耀眼的光芒,影响着我们的思维与言行。他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思想界和史学界已形成共识。近几年来,墨子的思想已经越过学界,在社会生活中引起广泛的注意。许多有识之士,挖掘墨子思想的精华,为构建和谐社会增添精神资源。这样一位伟大的实践型思想家,本来应该进入大众的生活,为大众所熟悉,所爱戴,但是,长期以来,墨子及墨子学说却一直被置之于象牙之塔,只受学者的青睐,而没有像儒家、法家、道家一样,进入公共话语。今天,我们必须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知识考古学意义上的探究。

墨子既是涵天俯地的思想家,也是伟大的科学家。他涉入的领域,既有对宇宙所作的形而上思考,也有对生产生活工具的发明制作。他时而深入社会底层,时而游说达官贵人,用自己的学识和智慧,制止不义的战争,改变着诸侯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影响着历史进程,也改变着人们的观念。他活动的区域,处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相对发达的地区,影响力和话语权与儒家不分轩轾。更重要的,墨子生活的时代,正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狩猎文明向农业文明过渡、原始伦理让位于强力争夺的历史剧变时期,墨子重实践的科学思维,强国理念,以军事实力为底牌制止不义战争的外交手段,不仅顺应当时民众的社会诉求,也迎合今天的世界大势。在时代需要墨子这样的历史巨人时,中华民族适时地创造出了这位伟大的人物。然而遗憾得很,虽然墨子在世时属于风流人物,战国时期墨学成为显学,但是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这位伟人没能在公众舆论上享受应有的历史地位,他的思想体系也没有为国人进一步发扬光大。这就使得中华文化的构成因为冷遇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而留下了缺憾。在百家争鸣后期和秦汉之后,汉文明的集合因子中,一度出现了清谈高于实践、伦理取代科学的局面。在依赖自然资源的农业文明社会,这样的文明构成,其负面影响还是不明显的。当西方文艺复兴以及后来的启蒙主义、理性主义培植出来的现代国家迅速崛起,古老的中国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敲开大门之后,以儒、道、禅为基调的传统文化,就暴露了无法应对国际惯例的尴尬局面。有人在分析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被奴役地位的原因时,认为清政府的失败不是晚清的积贫积弱,而是在康乾盛世就埋下了祸根,这就是清王朝的自满自足导致的短见。我们现在用历史长镜头对中华文明进行逆向考察,应该认识到,中国之所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我们应该反思文化源头,承认在我们的文化构成中,接纳现代科学的基因薄弱,其中包括秦汉以来对墨子思想的束之高阁。

墨子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出现的时间和区位,都顺应当时的社会趋势。各诸侯国需要他,社会发展也需要他。为什么他的学说成为显学之后,却没有像儒学一样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中原文明早期出现的《河图洛书》,率先为民族精神注入了基因,然后派生出来的《周易》以及某些占卜文献,基本上都来自这一精神体系。虽然今天对这些经典的负面作用进行科学考量已经没有意义,但是,这些东西的确为商周文明涂上了浓重的底色。这就是带有巫术色彩的玄学。历史进入春秋时期,孔子不言“怪力乱神”,其实是对殷商文化回避性的批判。而孔子的儒家思想,带有浓重的道德取向。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是与政治、军事争雄相联系的。孔孟的儒,取代不了秦国的法,也消除不了民间的巫。墨子的思想,尽管是进步而实用的,甚至是超前的,但是他没有与鲁国的政治联袂,也没有寻求与秦国的法家汇流,导致了墨子学说在思想争鸣的博弈中政治和政权根基的缺失。后来,弘扬儒家学说的孟子,为了进一步消除墨子的影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骂之为“禽兽”。他这样做,其实是为了建立“舍我其谁”的傲慢门派。孟子凭借他的雄辩才能,对上说服达官贵人,对下征服愚民百姓。在这样的精神氛围里,墨家的创造虽然在民间得到了普及,却失去了自家应有的名号。由于巫术、玄学有一定市场,老百姓在具体生产生活技能上接受了墨子的发明创造,却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来自墨子的学说体系。这样,墨子学派也就没有了凝聚的社会条件,他们的后人,有一部分成为游侠,一部分销声匿迹。到了汉代,真正的大一统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国家通过文景之治的安养生息,到武帝时,人民生活已经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时候,汉武帝要建功立业,扩展疆土,普通百姓向往安逸富足的生活。在这样的大背景里,墨子所倡导的“非攻”,有悖于皇室的战争路线,“兼爱”不利于形成以血亲为轴心的利益集团,“节用”不顺应厚葬奢侈之风,“尚贤”有碍于自上而下的裙带关系。董仲舒在这个时候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以说适应了当时的气候。也正是这一主张的提出,使得汪洋恣肆的中国文化汇入了名义上“内圣外王”实质上“阳儒阴法”的文化主流。汉武帝之后,“天人合一”思想兴起,这是排斥科学的致命武器。自此,墨子及其思想体系成为只有少数学者研究的“学问”,他的学说和科技发明,以碎片的方式闪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此后的一两千年里,墨学失去了其显学的地位,在大众话语中处于弱势地位。究其原因,首先是国家的导向。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要培养百姓安守本土的意识,尽量减少人员流动,而墨家的科学思想是超越农耕的。统治者要推行愚民政策,无形中压制了墨家的科学思维,而中国的文人一贯依附朝廷,不敢离经叛道。其次,知识分子出于思维的惯性,在政治上得意的读书人,要弘扬儒学,光大孝道,倡导仁义,以此入仕;一旦失意,就从道家和佛家中寻找避难所。他们不会想到墨家。

清乾嘉时期的部分学人对墨学尽管重视,但并没有对以儒学为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构成冲击。洋务运动期间,张之洞、李鸿章等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师夷制夷”的口号,他们没有想到从墨家学说中发掘精神资源。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清政府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当然不会想到墨子。五四新文化运动引来了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由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致使富有民主意识和科学精神的墨子学说,不但没有被发掘、被弘扬,反而同儒学等传统文化一样,遭到冷遇。

五四时期,国门洞开,文化界一任外来文化冲击,文言文废除,以欧美文法对词类进行命名的白话文迅速推行,我们的话语体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的科学技术与语言规范、管理方式、游戏规则,一起进入我们的生活,以至覆盖了我们的知识体系,改变了我们的思维习惯。现在,只要提到科学,首先想到西方,似乎科学精神是西方的专利,就连我们的日常用语,也时常套用古希腊的形式逻辑。对于墨子这样的本土思想家,虽然在教科书上还有一席之地,但是其显学地位已不复存在,其“平民圣人”、“科学鼻祖”的名位并未确定。

我们今天理性地梳理墨子的思想,把他放置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和衡量,我们认为墨子思想既有适逢其时的现实性,又有穿越时空的超前性。他在两千多年前,就思考并成功实践了用外交手段解决战争问题的策略,他以自己的智慧,制止了楚国攻打宋国的不义战争。在今天的国际格局下,这些策略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具有可操作性。他对节用、节葬的提倡,对于面临资源危机的世界各国,都有警世意义。

我们枣庄学院开展墨学研究,是从学理层面入手的,以王裕安校长为创始人的墨子研究院,集合了一批专家,对墨子原著展开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多层面的解读与研究。自成立两年来,编纂了《墨子大词典》,出版了七部研究著作,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在省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墨子的思想体系进行整体把握,进而剥离遴选出具有现实意义的精华,寻求与现实生活对接的可能。

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说:“墨子,墨家,黑色的珍宝,黑色的光亮,中国亏待了你们,因此,历史也亏待了中国。”墨学在两千年封建专制社会的衰微,导致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缺陷,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今天,重新发掘、整理、弘扬这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是历史赋予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综核诸子学派,儒墨道三家而已,纷纷者皆其支与流裔也。”我们弘扬墨子精神,是认定墨子的学说里有着适应现代社会的精华,我们通过与现实的对接,使之焕发应该焕发的光辉。但是,我们对传统文化中的儒家、道家以及民间文化中富有活力的部分,永远充满敬意。我们没有拿墨子学说冲淡其他诸子的设想,只是希望通过一定的努力,使多元的中华文化构成中,使墨子的思想由隐含的存在成为明显的存在,从而实现其在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小康社会伟大事业中的历史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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