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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建设中华新文化与实现儒墨互补的可能性

作者: 来源: 日期:2016/12/8 浏览量:
 

文章来源:《墨子研究论丛(十一)》作者:张希宇   张幼林

一、引言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初具规模。截至2011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约6.5万亿美元,“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 【1】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援引国际知名的美国麦迪逊公司的数据判定,到2030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可能达到美国的50%,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按购买力的平均价格计算可能达到美国的两倍。中国可能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家【2】。

事实上,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壮大,中国已经开始踏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道路。与此同时,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也逐步被重视并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又是成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3]“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4] 要“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5]因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6]国家的强盛既要靠由经济财富、科学技术和军事实力综合形成的硬实力,也要靠以思想文化、价值观为主的软实力。文化“像流淌在人们生命机体内的一条难断的血脉,能把人们的心连接在一起;它像一台播种机,能在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中孕育创造的力量。”[7]一个民族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拥有一席之地,在国际社会得到尊重,不仅在于有钱有势,还要有文化魅力。换言之,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可以断言,没有文化上的复兴和强大,中华民族就不可能重新走在世界的前列,成为引领人类文明和进步的伟大民族。

如何才能推进中华文化的回归与超越,使之为我们的民族持续地积蓄和迸发力量,成为当代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

二、中华新文化建设的关键是确立和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中华新文化的概念确立与辨析

文化是什么?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文化指“人类知识、信仰和行为的整体,”“包括语言、思想、信仰、风俗习惯、禁忌、法规、制度、工具、技术、艺术品、礼仪仪式及其他有关成分。”【8】美国文化人类学家A.L.克鲁伯等在分析了一百多种文化的定义后对文化做了经典性的陈述:“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各种物品的各种具体模式。”【9】可见广义文化等同于文明,是指人类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既包含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

狭义文化的定义有两种,一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10】二是把文化分作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就是单指精神文化而言的。本课题所论述的中华新文化,主要就是从狭义文化的角度来立论的。

本课题之所以提出并坚持“中华新文化”这一全新概念,其主要理由有三点:

一是中华新文化这一概念更科学、更准确。中华新文化是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现实并且面向未来的文化,它与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和定义基本相同,但外延明显小于社会主义文化。广义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指所有处于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的文化。即以中国而论,1978年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时期的文化、现在正在建设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文化以及以后更高社会发展阶段的文化,都可称作是社会主义文化。就世界范围看,有前苏联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有现在仍在发展中的越南、朝鲜、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如果简单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我们就无法区分现在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指中国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市场经济时期的文化,还有可能把我们的文化与外国社会主义文化混同起来。另外,从纵向时空上看,中华民族的存在和发展应该有与天地并存、亿万斯年的向度,而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中国会有更高层次、更高发展阶段的社会体制,那么这种更高层次的文化就不是社会主义文化所能够涵盖的。因此,采用中华新文化这个概念,就具有超越时空的永久性的使用价值。

因此,为了免生歧义,我们提出用“中华新文化”这个概念代替社会主义文化这个笼统的概念。中华新文化实际就是指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二是有利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各民族文化个性鲜明,发展各异,内容不一。为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和发展,就要尊重差别,求同存异,不能机械强制性地划定统一标准。特别是香港、澳门当前还是实行非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别行政区;而台湾作为资本主义社会,2300万台湾人民还没有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怀抱。为了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使各民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团结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采用中华新文化这一概念,应该更有利于感召和团结台湾同胞以及海外广大的侨胞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更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吸引、调动各族人民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是更有利于与世界各国家、各民族的文化博弈和交流。现在在全球化席卷世界各国的国际大环境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挟其强大的经济、科技、军事实力在全球强力推行其普世价值观。当前各国的文明文化对话模式主要就是美国主导的 “普世价值-文明转型”模式。这个模式认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方向,而调整文明发展方向的指示性标志便是普世价值。因此,各文明应该以这个普世价值为坐标进行自我改造,实现自我转型。不然的话,西方文明就应该借助外在的压力迫使弱势文明转型。”【11】美国新保守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弗朗西斯·福山公开宣称,“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12】他于是断言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结,人类社会最终都要走向美国的模式。美国另一所谓思想权威亨廷顿则断言“基督教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冲突不可避免”【13】在此种理论的鼓噪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发动对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的战争,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现在中国学者为了贯彻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战略目标服务的中国文化战略,提出了与西方强势文明对话模式不同的中国文明对话模式,即核心价值-文明自觉模式。这个模式的根本要求是,要承认各国文明、文化发展的独特性、多元性,“任何文明都带有普世主义的倾向”,各文明之间要“建立文明对话平台,突出各民族的平等尊严,彼此帮助消除对方的视角盲点,推动并深化各文明对自身核心价值的认识,导向一种和而不同的诸文明共存的和谐世界”。【14】也就是说,“文化有性质的不同,而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别,”各国文明都是独立的、平等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它存在的意义,都有别的文化所不及的长处,”【15】都具有自身存在的客观价值。“如何使人类社会走向健康合理发展的共存共荣的道路,必须求得各方面的共识。”【16】为了寻求共识,各国之间就要进行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

胡锦涛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起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17】我国进行文化、文明交流和博弈的目的不是企图否定、压制甚至消灭对方的文化,而是平等、平和地与各种文化进行对话,帮助和促进各自文化的发展与进步。那么,我们打出中华新文化的旗帜,就可以淡化中国文化的政治意识和社会制度色彩,因而更容易与其他非社会主义的文化进行沟通、交流。以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面貌和形象展示于世人,会更为主动、更为有利、更具有亲和力和影响力。毕竟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占全世界的大多数,为顺利推进中国文化战略的实施,当然需要讲求和重视策略和方法。事实上。西方在大力推行他们文化时,并没有公开打出资本主义文化的旗号宣传和推广他们的普世价值观,我们如果直接打出社会主义文化的大旗与西方文化公开对立,就必然会加剧两种文化对话和交流的难度,甚至陷入互相对立、敌视的困境,那么各文化、文明之间的对话也就无从谈起了。

(二)中华新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中华新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由我国新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所决定的。我们建设中华新文化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实现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就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大发展,“到建党一百年时,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建国一百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18】进而实现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革命和解放、建设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前进的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科学世界观。”【19】在当前,坚持马克思主义重点是坚持“开辟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一脉相承,“是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20】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最关键的是要站在工人阶级、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以及全人类根本利益的立场上,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去观察、认识、评判所有历史和现实的重大问题。

现在我国思想理论界和民间社会在中国新文化建设问题上,之所以莫衷一是,存在很多模糊、混乱和错误的观点,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坚持或没有很好地坚持甚至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某种程度上采用了历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和方法。

现在比较极端的观点有两大派:一是全盘儒化派。有的人以推崇民族文化为借口,认为“马克思主义就应该让位给一个更具有历史经验的学说(指儒学-作者注)”,“共产党应该用儒术来治理天下,”公开主张立儒教为国教,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21】;二是全盘西化派。有人以推行普世价值观为理由,主张用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指导我国的新文化建设。以上两种主张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理论。“全盘儒化论”不承认作为封建主义文化的儒家文化本身具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根本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土壤可以全面复活和生长儒家文化。“全盘西化论”则无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巨大差异,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全盘移植资本主义文化。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如果不借鉴和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就不可能发展,甚至还会逐渐萎缩。同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没有文化的自主意识,如果没有文化创新的精神,我们就很难在这个竞争剧烈的世界中立足和生存。”【22】因此,在文化建设上持全盘儒化论和全盘西化论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和不可取的。我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也一再证明,如果否定或者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会步入歧途,中华新文化建设同样也不会取得成功。

(三)中华新文化建设必须牢牢把握“两个根据”

中华新文化建设是21世纪中国文化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战略则是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战略目标服务并被这个战略目标所规定的。决定中国文化战略的要素主要是内部性规定和外部性规定。内部性规定是由我国的历史性和现实性决定的,它“决定了国家文化战略发展的个性及其与他国的战略差异性,”【23】外部性规定是指在一定的国际环境下由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的文化战略竞争和战略博弈而形成的国际文化战略秩序。这个外部性规定就是中国文化战略与其他国家乃至世界文化战略的关系,也是任何一个国家在作文化战略选择时都无法回避的战略问题。

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原则。中华新文化建设要服务、服从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就不能脱离实际盲目设计,更不能另起炉灶、无中生有,而是要牢牢地把握住“两个根据”,从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出发。

第一,中华新文化建设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客观实际。这是决定中华新文化的内在的主要根据。要以十几亿人民正在进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为最基本、最主要的立论依据。然后分析吸收“五四运动”以来30多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丰富多彩的革命文化,分析吸收新中国成立以后30多年曲折多变的建设文化,还要批判继承两千多年来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类别的中国文化的撞击、交汇、融合,形成具有鲜明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中华新文化的主体部分。进一步说,既要科学甄别、广泛吸收和借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要采纳和融合近现代以来优秀的中国革命和建设文化。由这种内在规定性决定了中华新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个性、中国气派,这是中华新文化参与世界文化竞争和博弈的首要条件。

第二,中华新文化建设必须面向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今世界。这是决定中华新文化要素构成的外部的重要根据。

人类文化发展史表明,美国人类学家L.A.摩尔根所说的“人类同出一源,其所经历发展过程在根本上如出一辙”【24】并不十分准确。事实上,由于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不同,世界各文化形态呈现出“模式不一、长短各异”的面貌,而那些在文化发展上取得很多突破性成就的民族,当然可以“为全人类提供机会和借鉴。”【25】

当前在全球化浪潮的强力冲击下,真正统一彻底的世界市场正在加速形成。各国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交往越来越密切和频繁。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需要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不可能再脱离国际环境离群索居地求得自身的健康快速发展。作为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不可能独立发展,而世界各国的发展与中国也发生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由此可知,中华新文化建设不仅服务于中国人民、中华民族,而且也应当有利于全人类根本利益的实现。据此,中华新文化必须具备世界的眼光和胸怀。也只有通过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广泛地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特别是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秀文化为我所用,我们建立的中华新文化才能具有开放性、包容性、世界性和普世性,才是根深叶茂、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伟大文化。

(四)确立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新文化建设的关键和前提

毋庸置疑,中华新文化的价值观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那么什么是价值观?其特征、功能作用又是什么?

 “价值观就是以自身的需要为尺度,对外在于自身的事物或现象所蕴含意义的认识和评价,它往往表现为信念、信仰、理想、追求等形态。”【26】进一步说,价值观就是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评价行为和事物以及从何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合意目标的标准。价值观这种标准存在于人们的内心深处,但时刻都通过态度、行为表现出来。价值观决定人们赞赏什么、拥护什么、追求什么与反对、厌恶什么。小到制造一件陶碗,大到选择生活目标、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无不渗透和反映出创造者的价值观念。

如前所述,在物质文化(即表层文化)、制度文化(即中层文化)、精神文化(即底层文化)三大层面的文化中,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反映精神文化的内涵,精神文化的内涵必然渗透于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之中。一方面,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变化最终会渗透和影响精神文化;另一方面,精神文化引导和制约着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发展变化。换言之,精神文化在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相对稳定时期,对整体文化发挥主导作用。而价值观作为精神文化的核心、灵魂和精髓,它决定着精神文化的内涵、特质和面貌,因而对人类各种文化的形成、演变和发展,以及文化的总体面貌和基本特征都发挥着深层次、总体的、全局性的引导和控制作用。“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儒学和道教的实质差别就在底层(指精神文化-作者注),就在于它们看待伦理、看待个人价值的观点和态度不同。”【27】由此可知价值观的确立,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以及中华新文化建设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 

1949年建国以后60多年,我国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缺乏一贯的、科学的、完整的归纳和表述,其造成的负面影响很大。2006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定,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28】这个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全国人民的政治信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时代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以及社会道德标准-社会主义荣辱观。它几乎涵盖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科学原则中强调历史必然规律与中国国情的结合;在价值原则中强调中国工人阶级利益、中国人民利益、中华民族利益和人类社会利益的辩证统一,因而成为引领人们的思想行为、社会精神风尚和发展方向的灵魂,是关系社会稳定与国家兴衰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因而具有重大深远的战略意义。也要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过于原则、笼统,不利于亿万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和遵循。因为这个原因,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在确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实、友善”【29】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且明确提出为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30】

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就会发现它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的内容,国家层面的价值观追求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的价值追求是“自由、平等、公正、法制”;公民层面的价值追求是“爱国、敬业、诚实、友善”。

按照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提炼、升华、完善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现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和社会两个层面存有交叉和重合的倾向。换言之,国家层面的价值追求可以用于社会层面,社会层面的价值追求也可适用于国家层面。在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指导和基础上,本课题又提出由三个层面、18个价值要素组成的中华新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即国家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文明、富强、和谐;社会层面:民主、法制、科学、理性、改革、创新;公民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自尊、自强。国家层面的六项价值要素含有统摄全局的、原则性的最高价值追求;社会层面的六大价值要素受到国家层面价值要素的规定制约,是为了实现国家层面的价值追求而确定的可以操作的价值要素;公民层面的六项价值要素则是为国家、社会两个层面的价值追求服务的。塑造爱国、敬业、诚实、守信的现代公民,与建设自由、平等、文明、富强的国家,同建设民主、法制、科学、理性的社会存在一致性和紧密的内在联系。

概括地说,我们提出的要建设和创造的“中华新文化”, 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站在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立场上,以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发展和福祉为根本宗旨,在广泛借鉴和吸纳优秀的近现代以来的中国革命和建设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批判继承人类以往全部优秀文化包括资本主义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全新文化形态。这个文化形态既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国情,充分体现中国特色,同时也具备适应全球化发展必须具有的某些普世价值的要求。这种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把自由平等、公正文明、富强和谐、民主法制、科学理性、改革创新等重要价值要素作为建立整个中华新文化的取舍标准和内在支撑,既具有阶级性、人民性、历史阶段性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开放性、普世性等世界眼光和胸怀。

三、建设中华新文化实现儒墨两家学说互补的可能性分析

(一)建设中华新文化必须吸收借鉴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

在学术思想界、在全社会,当前对于建设一种怎样的中华新文化问题远远没有形成共识,各种观点的分歧和对立都是明显存在的事实。正如近代以来在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化问题上存在着“全盘西化论”、“全盘中国本位(儒化)论”以及“西体中用论”、“中体西用论”等激烈争论一样,如何建设21世纪的中国新文化,也存有“中国特色论”、“全盘西化论”、“全盘儒化论”以及“中西互补论”等激烈争论。如果我们不能在经过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和争鸣的基础上达成共识,我国的新文化建设就会遇到极大的障碍,中共中央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也不会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

建设中华新文化,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作分析、鉴别、取舍各种文化的最高标准。当前要警惕和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摈弃以往人类创造的全部文化,设想另起炉灶、建立纯粹社会主义文化的幼稚观点,这注定是行不通的;一种是企图“全盘西化”、移植资本主义文化、以西方文化取代中国文化,或者全盘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即全盘肯定和继承儒家文化,以儒家文化代替中华新文化的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

所谓传统文化的含义是什么呢?德国著名思想家雅斯贝尔斯说,人类在学术文化上的“每一次新的飞跃,”都会“回顾其文化源头,”“重新燃起火焰,”因为“因为人类一直依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力量。”【31】 

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国学”。张岱年说:“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32】楼宇烈说:“应该把国学限制在传统文化里。”【33】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中国古代的哲学、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以及自然科学和宗教艺术等等。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早就指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34】要总结和借鉴中国古代文化,就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35]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里既有优秀的成分,也有糟粕的成分。季羡林说:传统文化“蕴藏着恒久的治世之道与智慧,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精神基因。”[36]但从整体上看,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很多已不适合现代化的要求,所以我们“应该保持一份清醒,要有一定的批判眼光,”“要看到那些负面、糟粕的东西。”[37]同时我们强调,中国的文化复兴,必须立足于自己的本土文化,只有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兼收并蓄,才能蔚为大观。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民族性越突出的文化越具有世界意义。中华民族要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只有保留优秀的文化传统,把自己的文化特色积极地融入世界大潮中去,才能完成民族崛起与复兴的伟大使命。

(二)建设中华新文化实现儒墨互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现在有不少人认为,谈论儒墨互补,似乎墨家不够资格,因为儒家是万流归宗的传统文化主流,太强太大,墨家学说影响微弱,汉武以来两千多年几乎成为无人问津的“绝学”。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实际。

要回答儒墨两家学说到底能否互补的问题,就需要解答几个疑问:

一是传统文化之间互补什么。建设中华新文化需要中国传统文化中各个学派的共同参与,各学说互补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华新文化更强更优更好,而不是相反。我们同意一些专家学者的观点,那就是在传统文化的对比和融合中,要以自己学派的优长补对方的劣弱,不能以劣补劣,更不能以自己之劣替代对方之优。这应当成为传统文化各派融合的一个原则。

二是传统文化之间谁与谁能互补。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影响最大、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就是儒墨道法四大家。就儒道关系看,汉代以后,儒家从学理上大量吸收道家的东西,儒道呈现融合状态,可谓儒中有道、道中有儒,目前儒道互补不是当务之急。

再看儒与法的关系。法家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政治制度学派,儒学成为官方学说后,在学理上对法家学说作了少量吸收,其政治理论基本主张以人治代替法治,在政治实践层面则对法家采取了合作态度,阳儒阴法,儒法合作,维持封建专制统治达两千多年,可见儒法互补也不是重点。

儒墨关系较为特殊。自从儒家、墨家产生,就一直是两个对立的学派。从孟子、荀子到以后的历代儒家的代表人物,要么对墨家不屑一顾,要么大张挞伐。虽然儒家中的孟子学派、荀子学派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一些墨家观点,但墨家始终没能与儒家实现真正的融合和合作。其原因在于处于官方学说地位的儒家,把墨家始终当做对立和危险的学派加以打击和压制,儒墨对立、相互讨伐竟持续了两千四百多年。事实上两家互有长短优劣,实现互补是有可能的。因为儒学作为封建王朝的官方之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其所包含的博大精深的哲学、伦理学、教育学和政治思想等可以补充墨家学说的不足;同样,墨家的科学、逻辑学、军事思想和平民意识等,也可以补充儒家学说的固有缺陷。

三是儒墨互补的条件是否已经具备。

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

一方面儒学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的改变打破了儒家独尊、独大的局面,这为实现儒墨互补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政治条件。辛亥革命封建帝制的被推翻使儒学退出了官方统治思想的地位,结束了儒学垄断学术、独霸天下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宪法把马克思主义立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这就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学派平等参与国家新文化建设提供了可能。经过1978年以来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化正在高速进行,长达数千年之久的自然经济接近解体,预见会在不远的将来半封闭的农村经济就要被全新的现代化农业所取代。这就使建立在宗法血缘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儒家学说基本失去了自身赖以生存的经济根基。在这样的社会和时代背景下,儒学作为“天下显学”和官方统治思想的时代终将成为历史而不可逆转,只能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学派被批判继承,从而成为中华新文化中的一个构成因素。而墨家学说作为“平民之学”,本身所包含的比较丰富的平等、民主理念和科学理性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相契合,也有利于人类福祉和进步事业的发展。墨学尽管不可能再度成为“天下显学”,但在中华新文化建设中,应当占据一个重要位置,发挥儒学不能代替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墨学研究的长足发展、丰硕成果和日渐扩大的社会影响为儒墨互补争到了学术资格。直到19世纪,《墨子》一书还不可识读,墨家还是一个被深埋于地下、无人知晓、对中国社会几乎不发生任何影响的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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