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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节用思想研究及其对现代经济建设的启示

作者: 来源: 日期:2016/12/30 浏览量:
 

文章来源:《墨子研究论丛(十一)》作者:刘莉源

一、墨子提倡节用的原因

节用是墨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司马迁评价墨子的基本思想之一是“为节用”,即提倡节制消费。荀子曾说“墨术诚行,则天下尚俭”。节用指节约开支、节制消费。墨子为什么要这样提倡?节用的原因和目的何在?墨子明确指出“去无用之费,出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以下具体分析节用为天下人民带来的“大利”。

1、国备防患

墨子提倡节用,首先是因为他看到了民以食为天,只有当人民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时统治者的政治统治才能稳固和长久。然而在动乱的战国时期,一方面各国间交战频繁,人民生产得不到正常保障,另一方面,统治者奢靡浪费,虚用民财,再加上自然灾害时有发生,使得人民生活艰难,国家空虚而不堪一击。因此墨子在强调生产的重要性的同时,格外注重节俭,以加强国家储备,提高国家抵御和应对自然灾害以及外国入侵等突发状况的能力。

“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 

“故曰:以其极赏,以赐无功;虚其府库,以备车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宫室观乐;死又厚为棺椁,多为衣裘。生时治台榭,死又修坟墓。故民苦于外,府库单于内,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故国离寇敌则伤,民见凶饥则亡,此皆备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圣人之所宝也。故《周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谓国备。”

除了从国家统治及人民百姓现实利益的角度论证以外,状况墨子又从历史中贤明圣主的统治经验中再次强调节用及国备的重要性,为其“节用”主张提供历史依据:

“故曰:财不足则反之时,食不足则反之用。故先民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故虽上世之圣王,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无冻饿之民者,何也?其力时急而自养俭也。故《夏书》曰:“禹七年水。”《殷书》曰:“汤五年旱。”此其离凶饿甚矣,然而民不冻饿者,何也?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也。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

2、强国治国

防患是一个国家长远发展的基本需求,而墨子提倡节用的最终指向则是强国治国,以求天下万民百姓之利。在墨子看来,国家治强的标准有三,即天下富、人民众、百姓治。而强国的根本举措并非通过兼并战争,夺取他人之利,而是通过节用,去其无用之费。

“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圣王为政,其发令行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财用不费,民德(得)不劳,其兴利多矣。”故子墨子曰:“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墨子认为,社会财富差不多有一半因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被浪费掉了,如果能“去其无用之费”,则社会财富等于增加了一倍。

“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鸟兽、犬马,以益衣裳、宫室、甲盾、五兵、舟车之数,于数倍乎,若则不难。故孰为难倍?”

节用的直接效果是使社会财富增加,同时,节用与否也关系到国家人口的众与寡及国家政治的治与乱。节用的原则在时刻提醒统治者,不可厚敛于民,不可过度发令兴事,浪费民财民力,或饥饿或疾病或战争作死者众,人口越来越寡,财富越来越少,社会也变得动荡不安,国家不能得治。

“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且大人惟毋兴师,以攻伐邻国,久者终年,速者数月,男女久不相见,此所以寡人之道也。与居处不安,饮食不时,作疾病死者,有与侵就 橐,攻城野战死者,不可胜数。”

因此,统治者应该多为民之利角度考虑,去无用之费,顺从先贤圣王之道。正如墨子所言:“故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尔治,财用可得而足。”“故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

“仁者之为天下度也,辟之无以异乎孝子之为亲度也。今孝子之为亲度也,将奈何哉?曰:亲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乱,则从事乎治之。当其于此也,亦有力不足,财不赡,智不智,然后已矣。无敢舍馀力,隐谋遗利,而不为亲为之者矣。若三务者,孝子之为亲度也,既若此矣。虽仁者之为天下度,亦犹此也。曰:天下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而乱,则从事乎治之。当其于此,亦有力不足,财不赡,智不智,然后已矣。无敢舍馀力,隐谋遗利,而不为天下为之者矣。若三务者,此仁者之为天下度也,既若此矣。”  

3、寡欲知足

国强,百姓就能安居乐业,然而,物质的充裕并不一定能使人幸福,因为人对物质的欲求是永无止尽的,这使得人的内心永远得不到真正的安宁和满足。因此,墨子讲求节用的另一深层原因在与限制统治者及人民的物质欲望,将人对物质的过度追求和依赖转移到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和实践中,强调人人能“兼相爱,交相利”,人人都能为他人的利益考虑,为了社会之公利而刻苦己心,这样才能使人的内心能保有真正的满足和幸福。

“吾闻之曰:‘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众人自易而难彼。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虽杂庸民,终无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为其所难者,必得其所欲焉;未闻为其所欲,而免其所恶者也。”

墨子强调人人皆需勤苦节欲,限制欲望可以增大人的幸福,即“为其所难者,必得其所欲者。” 眼前的节俭和刻苦为的是长久的幸福与内心的安宁。

墨子又举古代圣王之例证明之:“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彼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之以利,是以终身不餍,殁世而不卷。古者明王圣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也。” 明王圣人不与民夺利,不骄奢淫逸,贪图自己的富贵和享受,而是将自己的一生投注在爱民、利民与忠信于民上,他们这样限制自己的物质享受和欲望,最追达到了“终身不餍,殁世而不卷”的至高境界。

这里的节用虽然是对全体人所说的,但他特别强调统治者要先践行寡欲知足。因为墨子看到当时的统治者普遍骄奢淫逸,极度追求物质享受和虚荣,养成奢靡浪费之风,上行而下效之,更加重了百姓负担,人民苦不堪言,故为奸邪,人心不能得到满足,国家也变得动荡难治。故墨子尖锐地批评道:当时统治者其为衣服,“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碾,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衣服”;为饮食,“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则冻冰,夏则饰珮”;为宫室,“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为丧葬,“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为满足享乐消费,统治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其必然结果是“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难怪墨子最后发出感叹与呼吁:“凡此五者,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此五者不可不节。夫妇节而天地和,风雨节而五谷熟,衣服节而肌肤和。”这就再一次强化了节用的重要性和其深层原因。

二、节用的程度及可能

既然节用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它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富强以及人民的幸福,那么墨子所主张节用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该如何操作,或者说节用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1.节用之原则

墨子在《节用篇》中进一步阐述道:“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

墨子提出实践节用的具体原则为“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即天下百工各从事其所能,凡是足以满足人民基本需求,就停止。统治者执政时发部命令,兴办事业,使用民力和财物,如果不能具体增加人民实用和利益就不去做。

墨子具体举例说明,从衣食住行、军备国防及丧葬之法等多方面做出规定:

“其为衣裘何以为?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凡为衣裳之道,冬加温、夏加凊者,芋诸;不加者,去之。其为宫室何以为?冬以圉风寒,夏以圉暑雨。有盗贼加固者,芋诸;不加者,去之。其为甲盾五兵何以为?以圉寇乱盗贼。若有寇乱盗贼,有甲盾五兵者胜,无者不胜,是故圣人作为甲盾五兵。凡为甲盾五兵,加轻以利、坚而难折者,芋诸;不加者,去之。其为舟车何以为?车以行陵陆,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为舟车之道,加轻以利者,芋诸;不加者,去之。凡其为此物也,无不加用而为者。”

衣食住行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的身体保暖、补充精气、御风避雨、和出行便利等基本需求,而不是为了美观虚荣和极致地感官享乐,因此,墨子指出在统治者在这些方面只要满足实用即可,不能浪费民财民力在追求其它附加虚饰的奢华享乐上。

在丧葬方面,当时社会讲求厚葬久丧,而墨子认为厚葬久丧不利于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它不仅浪费民财,而且影响和阻碍人民正常生产和生活,也会导致人口身体素质下降从而减少人口,最终会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的严重后果,因此墨子继续贯彻其节用思想,提倡“节葬”,这样才能保障人民“不失死生之利”。

“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犹尚有节;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独无节于此乎?于墨子制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菹漏,气无发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财,佴乎祭祀,以致孝于亲。’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

2、人何以能为节用

墨子的“兼爱”、“节用”等思想一提出,当即招致许多反对意见。其中,最有力的反驳理由是:兼爱、节用等说法的确是大仁大义,可是,因其立意太高,很难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实现。也就是说,兼爱只可能在少数个人身上体现,不可能要求人人践履,就如不可能要求人举提泰山去跨越江河一样。

对此诘难,墨子引经据典,论证了兼爱及节用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难:

“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而来,未尝有也。今若夫兼相爱、交相利,此自先圣六王者亲行之。”何知先圣六王之亲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

墨子在此之所以坚信兼爱、节用等主张可行,就是因为其被上古“先圣大王”实行过。上古贤王对兼爱及节用的坚信和践履,是确实发生过的并非子虚乌有之事,因为这有史料——“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的记载证明。而且,在推行兼爱及节用道德的方法手段上,墨子认为只要统治者王公大人以及士君子们通过以身作则,上行下效,就可以在万民百姓中立竿见影,并非不可实现之事。他一连举了三个著名的历史事例,来说明统治者的价值取向、言行举止对被统治者的示范效应。

“昔者晋文公好士之恶衣 ,故文公之臣,皆牂羊之裘 ,韦以带剑,练帛之冠,入以见于君,出以践于朝。是其故何也?君说之,故臣为之也。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要,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是其故何也?君说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勾践好士之勇,教驯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试其士日:“越国之宝尽在此!”越王亲自鼓其士而进之,士闻鼓音,破碎乱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余,越王击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恶衣、杀人而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若苟君说之,则众能为之;况兼相爱、交相利,与此异矣!”

一是说晋文公“好士之恶衣”,故文公之臣,都故意穿的比较破旧;二是说“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都纷纷节食,面容黑瘦;三是说“越王勾践好士之勇”,故其战士为了国家利益可以赴汤蹈火、不畏牺牲。墨子所举的三个事例,都生动而深刻地说明了“上好之”则“下必为之”的道理,从而以之来论证其兼爱道德可以通过上行下效的办法来实现,即借助行政力量,通过奖励、惩罚的手段来强化那些体现兼爱理想的道德要求和规范。

因此,墨子认为通过人自身的内在觉醒及外在的榜样力量和行政强化手段,其节用思想的实现并不是不可能的空谈。墨子自身也是其节用兼爱思想的积极践行者,他的言行一致,其“言必信,行必果”,给社会带来积极的引导和示范效应。

三、节用思想背后的社会理想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墨子节用思想的提出并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主张,其对社会全体成员“节用”、“节葬”等节约消费的规定背后更体现出了墨子的完美政治理想及社会理想。

1、节用与平等兼爱

墨子提倡节用反对厚葬等不仅是一种经济主张,还关联到了社会等级制度、礼乐制度的兴与废。贯穿其背后的思想总纲即“平等兼爱”,这也是墨家与儒家分庭抗礼、针锋相对的思想和举措。这些主张皆是墨子从社会下层普通百姓的需求和利益出发为达到“兴天下之利”,实现利民、利国、利天下之目的美好社会理想。

墨子主张不论平民百姓还是统治阶级,人人皆要节用尚俭。儒家也尚俭,但俭的具体标准是依礼而行,以礼为度,所谓“俭不违礼”,“用不伤义”。就是说,消费要符合个体名分地位和身份,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等级消费,反映了儒家仁学道德观的不平等性。而墨子相信,“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墨子希望通过推行节用的基本道德规范,限制统治阶级的奢侈消费,消除消费上的不平等现象,实现其“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政治理想。墨子的消费思想有着统治阶级所缺乏的重视生产,讲求平等互爱的伦理精神。

墨子认为当时天下之所以乱而不治,是因为人们没有平等相爱的精神。他对臣子不孝君父,弟兄不相合,人人之间相盗窃,大夫之间相乱家,诸侯之间相攻国等“乱”事的起因做了进一步的分析,认为都是由于人们的“不相爱”。而凡不相爱,均产生于人们的自私。所以,要出乱求治,就必须消除人们的自私自利。而消除人的自私自利,首先的切入点就是节制人对物质的欲望和追求,倡导天下人都实行节用消费。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② 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

墨子进而主张天下都能兼而相爱,人人都能从别人的利益出发,爱人身若爱己身,大家互惠互利,而不是互相争权争利,这样就不会出现“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的不平等现象,社会也将实现真正的和谐与大治。

“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可以说,墨子的平等和兼爱精神追求是彻底的,它大大超前了当时的时代发展,因此,在当时的统治者看来是不可能真正实现与达成的“乌托邦”理想,但是墨子却矢志不渝地践行之,他不遗余力地上说下教、身体力行,迫切的希望自己的兼爱理想能够在人民的实际生活中付诸实践,并得以证实。其关怀社会民生、以天下为己任的苦行精神和实践精神是非常宝贵和令人钦佩的。

2、节用与非攻

春秋战国时期争霸与兼并战争不断,人民苦不堪言。从根本上来看,这是由于统治者的私欲和野心,他们企图通过发动战争而获得他国的珍宝、土地及人口,同时又可得到胜利的威名和震慑其他国家,使天下之利尽入一己之私当中。然而,墨子认为这是极其愚蠢和不负责的行为,发动不义的攻伐战争将竭天下之财用,损百姓之性命,而换取统治者的奢华和享乐,它不能给国家百姓带来任何好处,只能带来莫大的灾难,是“天下之巨害”。因此,墨子试图通过节用的方式来限制统治者的一己之私欲,使国家能够“兴利而除害”,实现真正的富强与大治。墨子对战争的不利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今师徒唯毋兴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以冬夏为者也,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今尝计军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拨劫,往而靡弊腑冷不反者,不可胜数。又与矛、戟、戈、剑、乘车,其列往,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牛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涂道之修远,粮食辍绝而下继,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也。与其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若此甚众······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

“又计其费——此为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财用,不可胜数也,则此下不中人之利矣。”

“此其为不利于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乐而行之,则此乐贼灭天下之万民也,岂不悖哉!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若使此四国者得意于天下,此皆十倍其国之众,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馀也。今又以争地之故,而反相贼也,然则是亏不足而重有馀也。”

墨子指出,王公大人好战征地,而带来人口俱损的灾难,其“亏不足而重有馀”,这是得不偿失的不义行为,是应该坚决抵制的。

综上所述,不义的攻伐战争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损害,因而人民穷困潦倒,冻馁而死着不胜其数,故此墨子向统治者发出急切的呼呼:“财不足则反之时,食不足则反之用”,即要求统治者停止奢华享乐,毋废民时、耗民财而损民命,节用而爱民,则天下治。 “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节用而非攻,这才是一国之君的当行的民智之举。由此可见,墨子的社会理想是国家之间和睦相处,无不义攻伐之举,互不相争,彼此相顾相利,从而实现百姓与王公大人同心同德,共生共存的和谐社会。

四、墨子节用精神对现代经济发展的借鉴意义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墨子的节用思想有着非常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宝贵的精神追求,闪烁和蕴含着古圣先贤的智慧之光。那么它对我们当今的社会有什么借鉴和启发呢?

墨子的节用思想虽是两千多年前所提出的,不可否认,现在与当时的社会在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思想观念方面都有极大的不同,对于墨子的节用思想的评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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