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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的境界——从鲁班、墨子、庄子谈起

作者:王凯 唐亚华 来源: 日期:2019/4/1 15:02:23 浏览量:
 

一、鲁班的精巧技艺与设计理念

    鲁班被众多工匠奉为鼻祖,据《事物绀珠》、《物原》、《古史考》等古籍记载,木工使用的不少工具器械都是他创造的,如曲尺(也叫矩或鲁班尺)、墨斗、刨子、钻子,以及凿子、铲子锯子等工具。精巧实用的工具对木匠来说是尤为重要的,借助于工具,可以让工匠们减轻繁重的体力劳动,缩短劳动时间,工作效率得到成倍的提高。“物因人而著名,人因物而不朽”,鲁班也因此成为了一个跨越历史时代、跨行业的,集我国古代能工巧匠之大成的典型,是中华民族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才干和美德的化身。

    鲁班身上的工匠精神不但体现在他的精巧技艺中,更在于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智慧与精神。“巧”与“智”是鲁班的个性特点,这一性格特征自始至终贯穿在有关鲁班的记载中。这种“巧”首先体现在鲁班自身的工艺水平上,他可以发明、制造各种各样的工具,巧夺天工,精妙无比。他的“智”主要表现在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明工具,将原本费时费力的事变得简单易行,省时高效。如《世本》记载鲁班用两块比较坚硬的圆石,各凿成密布的浅槽,合在一起,用人力或畜力使它转动,就把米磨成粉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磨,在此之前,人们加工粮食是把谷物放在石臼里用杵来舂捣,而磨的发明把杵臼的上下运动改变做旋转运动,使杵臼的间歇工作变成连续工作,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是古代粮食加工工具的一大进步。

    另外鲁班还发明了飞鹊和木车马。作为交通和运载工具,进行了相关试验。飞鹊和木车马,已经涉及到机械化和自动化原理,创意新鲜,是非常具有超前性的发明,显示了鲁班非凡的科学智慧,也给后人留下了具有传奇色彩的科技佳话。

鲁班是以顺应自然的生态设计理念为出发点来发明工具的。如鲁班的设计模型运用的是天然的风力,而不是依靠储备的燃料动力,而且是无人驾驶。他的设计显然是具有生态学意义的,是顺应自然而不是破坏自然。技能作为人工要顺应自然、合于自然,即人的活动要如同自然的运动,合于自然就是合于道,于是也就有了庄子所谓的“技近乎道”。鲁班的发明设计是极其精美的,在他的眼里,物各有其自身的本性和特有的性能,鲁班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比一般人能更敏锐地发现物与物之间的因果联系,并能巧妙地利用这些因果联系,发明各种工具。他的一系列发明之所以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就在于顺应了自然的法则和因果联系。

纵观鲁班的一系列发明,我们可以发现,鲁班的思维非常活跃,想象力非常强。 

    他注重实践经验的积累,关注现实的需要,他的发明都有很强的实用性。鲁班的思维具有自然性的特点,他的巧妙就在于善于把握工具及自然物的特性,善于顺应和发挥人体和天然之力的作用,这是符合自然之道的。

    就此来说,鲁班的工匠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在物质层面上对技术“能”和技艺“巧”的追求,并进一步挖掘出隐含在工匠精神表层现象之后的深层文化内涵,那就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智慧,顺应时代不断创新,尊重自然,与自然达成和谐。

    鲁班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同时又是一个被美化、神化的智慧形象,他的名字已经是一个特定的符号,在美化、神化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鲁班精神,主要体现了中国社会崇尚智慧、追求精益求精的文化心理。对鲁班工匠精神的推崇,在弘扬优秀文化、鼓励科技创新的今天,更有其积极意义。

二、墨子的实用精神与人文关怀

 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中包含着的是宽广与博大,以及心系万民忧乐、情牵苍生疾苦的情怀,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兼爱”的社会,本着“兼相爱、交相利”的造物核心思想,墨子对造物设计是执著的,他既是一位有着深刻思想和远见的思想家、哲学家,也是一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大匠”。墨子是中国第一位集思想与实践于一身的造物设计家,他是一个技艺高超的匠人,而且也是一个具有丰富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的科学家。

墨子在技艺的应用问题上尤其注重实用性,他从经验中抽象出的知识又是为了应用于实践之中。张岱年教授曾经指出:“墨家的自然科学研究从属于墨子的‘为天下兴利除害’的最高宗旨。”这一论断指出了墨子科技思想的真谛——“重利贵用”。

墨子发明的工具主要集中在几何学、力学以及机械制造等方面,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学科与生产实践的关系最为密切,无论是发展几何学用于建筑和手工业制作,还是研制杠杆、滑轮、桔槔等使用广泛的生产工具,目的都是为了能提高劳动效率,增加社会财富,以获取实利。如桔槔这种汲水工具虽简单,但它使劳动人民的劳动强度得以减轻,相应地促进了古代中国的科技进步,提高了社会生产力。

此外,墨子曾这样解释自己制作车船的目的:“其为舟车何以为?车以行陵陆,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为舟车之道,加轻以利者,芊鱼且,不加者,去之。”(《墨子·节用上》)意思是说造车船用来沟通四方之利,造车船的原则是能增加轻快便利的,就增益它,不能增加的,就去掉,对华而不实的东西,必须舍弃。这句话最能说明墨子的科技追求以重利贵用为标准,他对器物实用性的特征是最为看重推崇的。

墨子始终保持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精神,重视技术工具对人的价值,对技术精益求精,以造福于社会。并且,墨子密切注意技术的双刃剑效应,分清技术利于人、不利于人、有害于人的界限。在实践中,墨子主张只有利民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他以农、工、生产、生活实践作为获取知识的源泉。如《墨子·鲁问》记载:“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墨子认为精巧的木鸟的功用不如能承重的车轴,可见他的立足点不同,判断是否有价值的标准不同,“巧”与“拙”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地相对,真正的巧并不是外观的精美或技术的精湛,真正的拙也不是简朴的外观和技艺的粗糙,只有放在“利人”的标准下才能检验造物的“巧”与“拙”。也就是说评价一个器物要以“功”为导向,有利于人的就是精巧,不利于人的设计再精妙也是拙,是否有利是墨子衡量科技发明和创造价值的最重要原则。

在墨子看来,社会消费应以保持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为限,能供给民用即可,反对奢侈浪费,主张“去无用之务”,是“天下之大利”。如出行造车方面,只要能“完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即可。建设住房,只要能“御风寒”、“别男女之礼”即可。墨子思想中体现出的工匠精神就是一切的生产发明都要讲求实际效用,以人的需求为基础。

    重效益、讲实用是墨子思想最重要的价值取向。他的造物思想不是针对某个具体器物或者事件,而是关注人与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造物的目的是器物都要恰当地配合当时的社会生产实践。特别重要的是,墨子在将上述制造技术传授给他人的同时,还著书立说,使之传至后世。随着新技术、新器具的使用和推广,劳动生产率得到显著提高,人们的生活状况自然也得到改善。墨子思想中的工匠精神告诉我们,科技发明要注重实效,以人为本。

三、庄子的“技近乎道”

《庄子》中描述了众多的工匠,庄子是主张“技进于道”的典范,他认为我们当然需要掌握熟练的技术,但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从技术的层面提升到道的层面,在技术中发现宇宙和人生的根本道理。庄子所理解的技,其实就是被自然或道所规定的匠人的活动。

古代匠人的手工绝技,在庄子的寓言故事中有细腻的描绘。如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时,“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的意思是,庖丁通过长期的宰牛实践,全身心投入,终于掌握了宰牛的原理、技术,所以一方面宰牛十九年而刀像新的一样,另一方面,他也通过宰牛感受到了劳动的愉悦,并且让文惠君获得启发,体会了养生之道。正是在这个故事中,工匠精神得到了充分的说明。

又如,轮扁砍削木料制作车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庄子·天道》)以梓庆削鐻为例:梓庆做的钟架,“见者惊犹鬼神”,鲁侯问他有什么秘诀,他回答说,在做钟架之前,要靠斋戒来养气静心,直到忘掉“庆赏爵禄”、“非誉巧拙”、“四枝(肢)形体”,即经历一个忘利、忘名、忘身的过程。然后,再以虚静之心进入山林中去“观天性”,这种观察不是指如何改造自然制造钟架, 而是从自然中看出什么树木天生就是钟架, 从中看出将树木加工成钟架的潜力,这是“以天合天”,即《养生主》所谓“依乎天理,因其自然”,成玄英疏:“机变虽加人工,本性常因自然,故以合天”,以树木的本性去配合钟架的本性。这里实际上是梓庆、树木、钟架三者自然本性的“合而为一”,这样制作的钟架才会给人以鬼斧神工般的视觉感受。庄子认为道不可言、不可知,用概念言说就会有所遗漏,把握道的最好方式是直觉和体悟,体悟的东西才是完整的。

这些匠人的绝活,堪称是精彩绝伦的技术表演,达到一种由技入道的境界,可谓出神入化。然而,其中的窍门却是“口不能言”,不能诉诸文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要用心来细细感悟。

庄子之道,乃自由之道,自然之道。他主张清静无为,以无为本,以因循为用。通过对工具的技术性的熟练操作,达到心神合一的体道之境。梓庆按照三个步骤依次淡忘了利、名、我,而后才能以我的自然和木的自然相应合,由此才能产生鬼斧神工的绝技。庄子描绘的由技入道,是通过运用技术的操作以提升精神的修养,是体道闻道的意境,也是一种自由而逍遥的状态。每个人的技有高低之分,但只要遵循道的法则,重视身心的修养,就可以进入“与造物者游”的境界。

    通道之技是合于自然的,庄子认为,技术的出路应该是与道相通,庄子在《天地》中认为:“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技要合于事,事要合于义,义要合于德,德要合于道,道要合于天。即庄子所提倡的是合于道或自然的技术。能工巧匠都是把握了事物本身的性质和规律,经过心无旁骛的专心训练,从而获得一种“惊犹鬼神”的技巧。

庄子认为道不可言、不可知,用概念言说就会有所遗漏,把握道的最好方式是直觉和体悟,体悟的东西才是完整的。庄子所描述的一系列神奇的匠人就处于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技近于道”的状态,这种形象的表达可以让人从整体上把握道技合一的状态。

    这种通道之技启发我们在世间应是悠游自在的生存,而不是以“砍”和“折”的心态在世上行走。人在自然中应是“诗意的栖居”,追求人与自然而不是以“水火不容”的对立状态出现。如筑坝发电,将地下的煤与石油用机器来开采挖掘进而发电,这些是按照人的需要对自然物的控制,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古代的风车却不是这样的,风车的翼子的确是在风中转动,它们直接地听任风的吹拂,但在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同时也造福了人类。  

    庄子讲的技具有独特的意义,它是人用手直接或间接与物打交道的过程。作为手工的活动,技在汉语中通常被理解为“手艺”或“手段”。那些掌握了某一特别手艺的手工活动者成为了匠人。手是人身体的一部分,技因此依赖于人的身体且是身体性的活动,但人的身体自身就是有机的自然,是自然的一个部分,技因此是被自然所规定的,即依赖于自然,不能摆脱其天然的限度。技作为人工要合于自然,即人的活动如同自然的运动,如庄子所谓“技进乎道”。由技所制作的物虽然是人工物,但也要模仿自然物。庄子所理解的技是被自然所规定的人的活动。

研究班墨及传统工匠的意义,就在于它们可以引起我们对技术的反思,而要做到这一点,这就必须打破对技术所做的狭义、片面地理解。无论是鲁班的精巧技艺与顺应自然的生态理念,还是墨子的追求实用,以人为本,或者是庄子对技术与自然的探求,都给我们一个共同的启示:工匠精神是一种技艺与自然契合统一的一种境界,我们可以运用自然之物和自然之力,但不能违背自然之道,我们需要创造和发明工具,但不能改变人的天性,变成工具的奴隶。工匠精神就是既要有精雕细琢的工艺,又要注重实用,以人为本,达到自然和谐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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